近三年來，在復雜的投資環境變化下，醫療產業所在環境受到一定沖擊。

　　2020年和2021年兩年，醫療行業投融資熱情高漲，而2022年以來，資本投資則是更傾向于投資更具有確定性的優質標的，隨著生物醫藥、醫療服務等子賽道的發展，全球醫療健康領域各板塊呈現出不同的發展態勢。

　　在此背景下，沙利文聯合博鰲亞洲論壇全球健康論壇大會組委會共同發布《全球醫藥健康產業布局狀況及發展趨勢研究白皮書》，旨在分析全球醫藥健康產業的布局與趨勢，在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中挖掘其中的確定性。

　　“我們希望通過深入分析全球生物醫藥、醫療器械、醫療服務三大領域的產業布局狀況，從全球發達地區的產業進程中洞悉其成敗的機理，在中國產業運行的脈絡中找到未來發展的著力點，從而為促進產業有序健康發展、實現產業鏈供應鏈自主穩定、構建國內國外經濟雙循環體系、推動世界經濟復蘇繁榮探索可行方向。”沙利文全球合伙人兼大中華區總裁王昕說道。

　　全球創新要素加速集聚 醫藥健康產業面臨三大挑戰

　　數據顯示，全球醫藥市場規模從2017年的1.2萬億美元增長至2021年的1.4萬億美元，CAGR約為3.8%。預計到2026年將達到1.8萬億美元，全球醫藥市場保持穩定增長。

　　縱觀全球醫藥市場，生物藥領域表現出強勁的增長動能，傳統化藥規模受到擠壓。

　　生物藥相比于化學藥具有全新的治療理念，為治療癌癥、銀屑病等疑難雜癥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增速水平遠高于化學藥。未來，隨著生物藥療效增強、生物技術發展及研發投入增加和生物藥批準不斷增加等因素驅動，預計全球生物藥2022—2026年的復合年增長率為11.9%，仍將顯著領先于化學藥的2.3%。

　　美國在生物醫藥及其產業化方面占據著世界領先地位，生物醫藥產業是美國新興的技術密集型產業也是美國經濟發展的支柱型產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截至2022年6月10日，按照500億美元和100億美元為市值劃分區間，制藥板塊500億美元以上市值公司11家，占美股制藥板塊公司數量2.6%，但市值占比達到了84.9%，行業資源頭部集聚效應明顯。

　　從生物醫藥的發明專利來看，美國、中國、日本及歐洲是全球主要的專利貢獻國，且這些國家的生物醫藥產業聚集效應也愈發顯著。

　　美國已經形成了波士頓、圣地亞哥以及北卡三角園等五大生物醫藥產業基地，在腫瘤藥、免疫藥、心血管藥、抗感染藥物、疫苗、神經系統藥物等細分藥品領域全面發展和創新；歐洲生物醫藥產業集群集聚了大型制藥企業，生物創新藥領先全球，在單克隆抗體藥物、疫苗、血液制品、重組蛋白藥物、基因治療等方面有著顯著優勢；日本專精企業數量眾多，優勢領域包括再生醫療研究、高血壓糖尿病和腫瘤防治藥物等；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園則主要分布在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成渝都市圈四大區域，在發展特色上，不僅化學原料藥及制劑、中藥等具有發展優勢，同時雙特異性抗體、抗體偶聯藥物（ADC）、細胞基因治療等前沿技術也蓬勃發展。

　　王昕表示，通過對全球醫藥健康產業觀察和分析，沙利文認為全球醫藥健康產業目前面臨三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來自于外部資金環境。2022年開始，全球醫療健康行業資本市場出現了較大幅度的回落。2022年，全球醫療健康產業共發生3,057起融資事件，較2021年下降43%，整體趨于冷靜和審慎。相比2020年明顯的資金抱團，資本更加理性，2022年投資方的策略更傾向于投資更具有確定性的優質標的，參與融資企業數量和能融資金額都在縮減。

　　投融資是醫藥創新的生命線，對于推動醫療健康企業研發和商業化成功至關重要。對于資本市場，甄別“硬創新實力”企業變得更具挑戰，并且醫藥企業也將面臨更加激烈的資金競爭環境的挑戰。

　　第二個挑戰則是在支付環境方面。從收入層級看，不同等級收入國家的人均醫療費用支出金額差距進一步擴大，高收入國家與低收入國家差距已從2000年的51倍擴大到了2019年的58倍。從具體經濟體看，全球代表性國家已經逐步形成了明顯的兩極分布，富有的國家人均醫療支出金額遠大于低收入國家，例如，2019年美國人均醫療支出約為中國人均醫療支出的20.4倍，是越南的60.4倍。全球醫療服務資源的分布與地區經濟呈現正向關聯，發達地區高的醫療支出使得患者在醫療健康方面獲得更加前沿的治療，低收入地區更多的是維持最基本的必需藥品和就診服務，預期未來全球范圍內醫療資源的分布或將進一步失衡。

　　最后一個挑戰來自于供需方面。受城市化發展、醫療水平提高、人類壽命逐漸延長等因素推動，世界人口高速增長，人口老齡化已是世界人口發展的必然趨勢，其中發展中國家老齡化增速明顯。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意味著未來需求端對醫療健康服務會有更高數量與質量上的要求，因此，以往定位于年輕群體的醫療服務乃至社會基礎設施體系將難以有效滿足老齡社會的需求下所帶來的嚴峻的診療需求。

　　老齡化背景下，醫療消費從“生存型”向“拓展型”轉變

　　在老齡化這一大背景下，全球醫療服務產業呈現出向更高附加值、更廣年齡跨度發展的趨勢。

　　醫療美容、慢病管理、健康管理、輔助生殖等高附加值的醫療服務不斷涌現，口腔與眼科醫療等傳統領域的高端化選擇日益豐富；在社會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植發、醫療美容、眼科、體檢等領域向相對較低年齡群體的滲透程度加深。

　　圍繞“健康”衍生的醫療服務需求與日俱增。在生存型階段，醫療支出主要用于支付“生存型”醫療費用，例如藥品、醫院的就診服務等，隨著“醫療服務”消費的升級，醫療消費不僅僅局限于原來模式，逐漸由“生存型”向“拓展型”消費轉變，在養老、醫療美容、眼科、健康管理等更多細分賽道的潛在需求得到進一步釋放，需求的拓寬與科技的賦能使得醫療服務的邊界不斷延伸。

　　此外，老年人相較于中青年在未來對于醫療服務的需求更加急迫，特別是老齡社會長壽但亞健康的局面將更加普遍。因此，圍繞“銀發經濟”布局的相關醫療服務產業有更加廣闊的發展前景，將誕生更多新興細分賽道的市場機會。

　　一位在上海從事養老機構運營的創業者告訴《》記者，針對中國超過90%的老人居家養老的現狀，上海目前更傾向于以養老機構為核心，來向周邊社區和居民提供一些“家床”養老服務。目前上海有一百多家類似的試點單位。

　　和以往帶有公益性質的供給不同，機構作為服務提供方，服務相對規范化和專業化，其次，養老服務往往偏向于重資產投入，利用好里面的硬件條件，優勢是分散的社會組織無法提供的。

　　從上海主推的模式來看，“家床”服務是一個完全市場化的行為，很大一部分由用戶自費，政府在里面做一些指導監管，跟社區和政府部門的角色其實不會有太多交叉。不過，上述創業者強調，社區的幫助對于機構獲客非常重要，這背后隱藏著巨大的信任成本。

　　日本在1971年便進入老齡化社會，經過50年的發展，目前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重高達近30%，位列全球第一，因此日本社會在醫療設施、醫療服務等方面均開展了適老化改造，培育起了規模龐大的養老服務產業，以保障社會穩定。

　　王昕提到，日本養老的先進性體現在養老制度及養老模式兩個方面。在養老制度上，為保障養老金支付能力，日本采用“三支柱”模式養老體系框架，優化保險金構成，以此來提升支付能力。日本養老金由“公共年金+私人年金”兩者結合以滿足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多層次、高品質、安全穩健的長期養老保障需求。

　　同時，日本通過法律的強制手段使得日本養老服務的需求得到保障。例如，介護保險作為其最為重要的制度設計之一，為疾病、年老或喪失日常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照護費用或照護服務。自2000年日本開始實行《介護保險法》以來，一大批家用醫療器械、康復器械、遠程醫療及護理服務等企業開始提供專業化養老服務。

　　在養老模式上，日本采用“居家養老為主、機構養老為輔”的養老模式，通過精細化運作確保居民老有所養。居家養老是日本最大的細分市場，日本居家護理服務種類多達14種，包括居家養老的老人需要相應的遠程醫療、社區健康等多項服務。